《医林改错》不寻常学医学到杀人场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提出，对清中期医学家王清任的学术成就“不可不特笔重记”。王清任“务欲实验，以正其失，他前后访验四十二年，乃据所实睹者绘成脏腑全图而为之记，附以脑髓说，谓灵机和记性不在心在脑”，梁启超高度赞扬道：“诚中国医界之极大胆的革命论”。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直隶（今河北）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人，曾在滦州（今唐山一带）、奉天（今沈阳）等地行医，嘉庆二十五年（1820）定居北京，设“知一堂”，颇有医名。清任早年读医书对古人描绘脏腑论述各器官功能的矛盾混乱疑窦丛生，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既然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更难免“本源一错，万虑皆失”（《医林改错·序》，下引不注）。为此清任早有更正之心。但在中国古代由于封建伦理纲常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奉不得毁伤体肤为至高的孝道，人体解剖长期以来被划为绝对不容逾越的禁区，故虽渴思区画十年之久，因“无脏腑可见”而无从探考。

清任30岁那年（1797），恰逢滦州稻地镇流行瘟疹痢疾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往往裹席草草掩埋，因当地乡俗不事深埋，以为犬食童尸利于下胎不死，故“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随处可见。清任行医路过，起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因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赶赴义冢“就群儿露脏者细视之”。饿犬啃食之余，多已脏腑不全，大抵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只能互相参看。10人之内，看全不过3人，连视10日，大约看全不下30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以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为遗憾”。此后清任又多次赴刑场观察行刑，嘉庆四年（1799）奉天府一少妇被凌迟处死，因其非男子，不便近前，在旁俟“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再次证实两年前的观察结论。20多年之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任在北京崇文门外观察对剐犯行刑，虽得近前，但及至其处，“虽见脏腑，膈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1828）对逆犯张格尔施剐刑，又“不能近前”。清任为辨清膈膜，留心40年未能审验明确，不肯罢休。次年终于访知一位曾经镇守哈密的官员，所见诛戮敌尸最多，即刻登门拜叩，请他细细说明膈膜形状。从早年留意人体脏腑，至此“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

道光十年（1830），王清任在历经42年“亲见百余脏腑”的基础上撰成《医林改错》，绘制人体脏腑图25幅，纠正了千百年相沿的许多谬误；并把解剖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提出不少创造性的见解，留下许多效果显著的名方。他还以脏腑实际观察为依据，对心脏及其血管系统和其它脏器加以详细描述，证明这些器官并无“贮记性，生灵机”的功能，纠正了“五脏藏神说”的谬误。他又据“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以及“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实验观察并结合诸种脑病症状立论，证明“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他还进一步说明之所以“灵机、记性在脑者”，是因为“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背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从而对意识产生于物质器官做出了科学解释。王清任对耳、目、舌、鼻、身各感官通过神经系统与大脑中枢连结并受其控制指挥的论断为人类思维意识活动是大脑的机能和产物的理论奠立了科学的基础。这在当时是属于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重大科学成就，比谢切诺夫发表《脑的反射》论文确定脑为思维器官要早30多年。《医林改错》刊印半个多世纪后，英人德贞氏将其节译介绍到海外，誉称王清任为“近代的中国解剖家”。

王清任的脑髓说不但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成为唯物论无神论批判宗教神学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医林改错》中，王清任旗帜鲜明地批评“儒家谈道德言性理亦未有不言灵机在心者”，他关于“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的论证是对中国古代自孔孟儒学、程朱理学直至王阳明心学的有力挑战。这在尊经崇古的清代不啻“清夜钟鸣”振聋发聩。封建卫道者们攻击王清任察验尸体脏腑是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痛骂王清任为医学界中离经叛道的狂徒。但在王清任看来，那种死守陈说“其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炎，作欺人之事”的做法与窃财盗贼无异，他出于恐“后世医业受祸，相沿又不知几千百年”的考虑，抱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的大无畏精神，勇于突破禁区，探索创新，终于“直翻千百年之旧案”，对发展中医实验解剖与脑科病理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